炽热的爱国者

姚桐斌江苏无锡县人，1922年出生，幼年家境贫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边逃难、边谋生、边求学，立志读书救国。

1945年，他毕业于当时迁贵州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随后到当时迁北碚的矿冶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他公费留学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1951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姚桐斌等同志从万里之外向国内发了电报，向毛泽东主席致敬。收到祖国寄去的报纸、期刊、影片后，他们就在华侨和英国公众中广为宣传，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姚桐斌的爱国活动，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满，1953年他不得不离开英国，去西德亚亨工业大学任研究员，并在其它几个国家的大学讲学。同时，他一如既往地宣传社会主义祖国。

后来，姚桐斌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底，姚桐斌怀着“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回到了祖国。

当时，聂荣臻同志通过国务院专家局指名要他到导弹火箭研究院去工作，姚桐斌欣然同意。1958年1月，他应调来到一个仅有12名青年科技人员和只有办公座椅的航天材料研究组工作。同志们问他：为什么不去高等院校当教授或知名的研究机构当研究员？他说：“我回来不是为了名誉和地位，而是为了将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建设。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事情。到了这里，我愿意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

　　从回国的那一天起，姚桐斌就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他说：“我从国外回来，第一件大事就是补习政治。”他特别注意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辨证唯物主义。他有一本厚厚的哲学笔记和剪报，每有新的体会，就在原先的笔记上加以补充。在哲学学习方面下这样大的功夫，这在科技人员中是不多见的。他还特别注意学习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政策和国家领导人对航天技术发展工作的指示。当听了聂荣臻同志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之后，十分兴奋，当即表示，“只要我国科研事业能够上去，我就是死了也甘心”。

　　1963年，姚桐斌出国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他遇见了几个英国和德国的冶金专家。在交谈中，有一位专家好奇地问他：他为什么舍弃我们那些良好的科研工作条件而回中国去。他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年出国就是为了现在回国。现在中国还比较落后，但将来中国会强盛起来的。”还有一个会务工作人员竟借机向他发泄对中国的不满。姚桐斌理直气壮地当场同这个工作人员辩论起来。最后，姚桐斌说，他的问题都是来自你们的报刊宣传，我的回答却是来自我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就是我同你存在分歧的根源。在回国途中，他对同行的同志说：“外国人总是瞧不起我们中国人，这是历史的偏见。我们一定要发愤图强，将来拿事实给你们看。”

　　姚桐斌是一位冶金学家，他在国外长期从事液态金属凝固过程中的专题研究。但是，为了适应航天新技术和研究所新工作的需要，他以高度的事业心和紧迫感边干边学，迅速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从事技术领导和科研管理工作的能力。他经常收集和钻研大量文献资料。积累了数百张资料卡片，撰写了许多科技论文。他的事务繁忙，只能白天工作，夜晚学习和写作，十年如一日。有一次，他去北戴河休养，竟随身带了一箱书刊资料，被同去休养的钱学森同志看见。钱学森同志笑着说：“那有你这样休养的？”

　　在“文革”期间，他对所内的的无政府状态和科研生产秩序混乱深感痛心和惋惜。但是，他不愿随波逐流，仍监守岗位，照常工作。他对人说，“文化大革命过了以后，我们还要大干一场”。但是，“文革”尚未过去，他却于1968年6月8日被害，这时他才46岁。惨案发生后，周恩来总理极为震怒，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一定要查明凶手，严肃处理。后来，经中央批准，追认姚桐斌同志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