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人民间架起桥梁 ——访桥梁科学家茅以升

   辞旧迎新之际，我非常高兴地拜望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科技界的老前辈茅以升。茅老虽已九十高龄，但精力充沛，谈笑风生。

话题还是从“架桥”展开的。茅老说：“我是学桥梁的，大半辈子都和桥打交道。过去，架设连接江河两岸的桥梁，现在看来，更重要的还是要架起科学与人民的桥梁，让千百万群众掌握科学技术。科学普及工作做好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才有基础。”

   茅老深有感慨地回顾了自己几十年走过的历程。旧中国多灾多难，那时，他总是想以勤奋读书来救中国，十五岁进唐山路矿学堂，五年成绩都是第一名；二十岁去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一年之后获得硕士学位。紧接着，他在加理基工学院桥梁系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在匹斯堡桥梁公司的工厂做工。他白天干活，晚上学习，两年的学业一年完成，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工学博士的中国人，并因成绩优异，获得菲梯士金质奖章。

   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半个月后，他就怀着振兴中华的急切愿望回到祖国，先是搞教育，过了十三年，他主持设计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翻开我国近代建桥工程的记录：济南、郑州黄河大桥，蚌埠淮河大侨，哈尔滨松花江大桥，广州珠江大桥……哪一座大型桥不是外国人造的？茅老当时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建大桥？下决心把这座钱塘江大桥作为争气桥来建。他大胆创新，克服江底四十多米深的流沙、壁立的钱塘潮、日机轰炸三大困难，实行“基础、桥墩、桥梁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方案，以一百六十万美元的最低造价，只用两年半时间建成了这座大桥。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日军南侵，人们又不得不在建桥仅三个月后就将它炸毁。日本投降以后，他发愤修复钱塘江大桥，但是，国民党统治腐朽不堪，修桥经费时断时续，从1946年9月开始，直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时，第五号桥墩的套箱还未落到江底。茅老谈到这里，非常激动。他说：“造桥、造桥，到头来旧中国还是一片黑暗。那个时候，‘科学救国’之类的想法只能是幻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全国解放以后，茅老以百倍的热忱奋力投入新中国的建设，钱塘江大桥很快修复，武汉长江大桥、人民大会堂等许多重要建筑工程也都倾注了他的心力。作为铁道科学院院长，他为推动铁道科学研究呕心沥血，在发展土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茅老笑着说：过去“科学救国”的路走不通，现在搞四化，可要靠科学技术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科学建国”吧。他认为，毛主席关于“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论述，对发展科学技术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意义。他把科研和科普喻为一只鸟的两翅，必须相应发展，才能飞得又高又远。他曾在全国科普创作会议上提出科研、科普的十大关系，精辟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他强调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文化落后的国家，科学普及这个基础工作，尤为重要。过去我们曾经花大力气扫除文盲，今后还必须花更大的力量去扫科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

   多年来，茅老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从1950年起，就担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后来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他多次被评为科普积极分子，是名实相符的群众性科技活动的热心推动者，而不是“科学官”。

   他亲自动手写了许多科普文章，精心编写科普书籍。他写的桥梁方面的科普文章和书籍，尤为出色，在科学技术原理的阐述上深入浅出，科学性强，文字也十分生动，趣味盎然。毛主席曾对他说：《桥话》写得好呀！想不到你不仅是个科学家，还是个文学家呢！即使在十年动乱的艰难岁月，他仍然念念不忘如何把科学知识献给人民，在逆境中暗暗地研究新式计算器并坚持科普写作。粉碎“四人帮”后，他继续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并新编了科学小品集《进军集》、《浪花集》，还主编《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史》。建国以来他在中外报刊上发表过的二百多篇文稿中，三分之一是科普性质的。《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和《茅以升文集》已由科普出版社出版。由于他在科普创作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被推举为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

   茅老十分关心科技人才的培养。他用手拍拍自己的双肩，高声地说：“老科学家要甘当人梯，让年轻人踏着自己的肩膀，去攀登科学高峰！”当谈到1982年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时，他说，作为第一个被美国最高工程科学研究机构选为院士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他感到十分高兴，但当时又想到自己已八十六岁，格外急切地期望年轻人快快成长起来，让更多的科技新秀崭露头角，为祖国创建功勋。他一直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培养人才。正规学校教育固然重要，同时还应提倡自学成才。自学专业知识，再加上科普辅助，就能出大批人才。他曾把自己多年的学习经验概括为十六字诀：“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勉励青年刻苦自学。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他特别强调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提出了一个“6＋2〉8”的论断，即科术人员如果每天拿出二小时学习，就是工作六小时，其效益将大大超过八小时。

   茅老还兴致勃勃地谈到少年儿童的科普教育问题。他写过《从小得到启发》等文章，以现身说法引导孩子们探索科学之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深感科学春天来临，更需加紧科技后备军的培养，便风尘仆仆地到中学、小学、少年宫、少年之家，向学生作科普报告，三年内听众达三万多人。茅老有时在家中接见小朋友，客厅里至今还有孩子们的字、画和小礼物。1979年春，河南新乡市解放路第二小学的一百二十八名小学生给茅爷爷送来了一百二十八个鸡蛋，每个蛋上写着自己的名字，还附了一首小诗：“一筐鸡蛋轻又轻，送给前辈茅以升；立志辛勤学科学，不负老人一片心。”茅老对照自己童年时代，感概地说：那时，千千万万儿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数孩子根本上不起学。他虽然上了学，也曾因交不起费用而受到歧视。相比之下，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少年前程似锦，实在太幸福了。他曾在给镇江二中学生的一封复信中写道：“我已经八十多岁了，虽然还想竭尽心力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作些贡献，但毕竟到了把接力棒传给后人的时候了。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等待着你们，老一辈科学家也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同学们努力吧！”

    （载《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