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当架几座桥 ——记桥梁专家茅以升

朋友，您架过几座桥？在您的一生中，准备架几座桥？

国内外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一生架过许许多多的桥，有物质的桥，有精神的桥。

他，就是一座雄伟的大桥。

架起知识的大桥

在茅老九十寿辰前夕，我专程去拜访了他。老先生坐在书案前的藤椅上，兴奋地和我谈着。我想起他的高龄，不由地问道：“坐在藤椅上不累吗？”

“不累，不累，我天天都坐在这儿。”

   他的老秘书许宏儒老先生告诉我：“每天早上起来，他就往书案前一坐，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几十年都是这样。如果换一个人，这么大年纪了，为啥不放松一些呢？直到现在，他每天还是坚持坐在那儿。多少年总坚持这股劲。现在，他的眼睛不好，不能看书了，他还是没减少这股劲。前些年一家杂志请他题词，他写道：‘思维就是活动，端坐就是坚持’。”

我们谈起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时，茅老首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我十岁那年，叔叔送我一本地图。在中国地图上，我看见台湾地图用墨涂黑了。我问：‘为什么台湾要用墨涂了呢？’叔叔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为我国和日本打仗打输了，被日本人占了。’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被日本人抢占了呢？！一定要把台湾夺回来！后来我看了一些革命的书报，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1912年，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我的同班同学杨杏佛在救国会，要我去南京，和他一起追随中山先生闹革命。当时，我想去，可是母亲不准，说要先有学问再革命。我还是要去。母亲来信说，如离开学校，就不是她的儿子。我因此没去成。但我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知识和本领，用知识报效祖国。”

从那时起，茅以升就开始架设自己的知识的大桥。

  茅老从小天资聪慧，但他更得益于后天的勤奋刻苦。中学时，祖父教他读古文。祖父先抄录一遍，要他在一旁听讲，规定他在第二天上课前背熟。没想到，祖父刚抄录完，茅以升已能背诵出来。祖父十分赞赏他聪敏过人。茅老对我说：“其实，我是在锻炼自己的记忆力。”

  茅老锻炼记忆力的故事很多，最著名的是他背诵圆周率的故事。1940年，唐山工程学院迁到贵州平越县，校庆那天，举行游艺会，同学们欢迎茅院长表演个节目。茅老不会唱歌、跳舞，就说：“我表演背圆周率吧。”他一口气背到小数点后一百位，同学们热烈鼓掌，赞叹不已。回忆起这段往事，茅老兴奋地说：“直到现在，我还背得。”

 “您的记忆力为什么这么好呢？”我惊叹地问。

  “记忆力就是要用，老用就不衰。”

  “博学强记，多思多问。勤于实践，勇于创新。”这是茅老对自己治学方法的总结。他既通晓工程和技术，又注重科学理论的研究；他不仅在理工方面有深厚的学识，在文史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写的《桥名谈往》、《二十四桥》，博古通今，资料丰富而又有说服力。特别是他1963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更是难得的文学佳作。毛主席曾对茅老说：“你的《桥话》我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仅是个科学家，而且也是个文学家哩！”

   茅老的长女、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茅于美深有感慨地说：“父亲的功底很好，他不仅通科学，对文史哲也通。现在有些青年人，学理工的不通文史，学文史的不通理工，就是学中国文学的，对外国文学也知之甚少。一些老科学家，很少不通文学的。父亲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学功底，只会造桥，我想，他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影响和贡献。”

  茅于美道出了茅老架设知识大桥的要领。建桥是讲究处处平衡与和谐的。一座瘸腿、不平衡的桥梁，怎能载车行人平安到达彼岸？更谈不上百载服务于人类了。

  “1916年夏天，我在唐山路矿学堂毕业后，正好赶上北京的清华学校招考十名赴美研究生，由各大学保送毕业生应考。我是唐山保送去的。”茅老回忆着他走过的漫长道路。

  “这年9月，我被派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来到注册处报到，主任说：‘唐山？这个学校我从来没听说过。’要我重新考试，合格方能注册。考试后，我的成绩很好，注册处主任高兴地说：‘你的程度很好。唐山学校不错。’在我以后从唐山去的学生，就再不用考试了。”

  茅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桥也是这样。由于朝夕负荷，风吹浪打，必须材料坚实，结构安全，它才能站得起来，愈站愈稳，它就能长期站下去。”知识的大桥也是同样，也要朝夕负荷，也要经受风吹浪打，没有坚实的基础和结构，是经不住考验的。

  “在康奈尔大学学习了一年，我就取得了硕士学位。我的导师——在美国桥梁界负有盛名的贾柯贝教授对我说，你搞桥梁，光靠理论不行，一定要去实习，取得实际经验。”贾柯贝教授介绍茅以升到匹兹堡一个桥梁公司去实习。在那里，茅以升先学绘图、设计，又到工厂做了一年半工。金工、木工、油漆工都干过，学习了全部造桥技术。这段时间，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到加理基理工学院读博士研究生。1920年获得加理基理工学院第一个工学博士学位。茅老说：“这段时间虽然非常辛苦，但是，这些实践活动，对我后来能建造钱塘江大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啊，知识的大桥并不仅仅是用书本建造起来的。

  茅老注重实践的观点，还反映在他的教育思想上。他按照这个教育思想，培养了一代建桥人才。

“每造一座桥都是一次创新，很少有两座桥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自然界是千差万别的。造物质的桥如此，架精神的桥也是一样。”茅老谈着他对创新精神的体会，举了他在教学方法上的尝试。

  “当时，一堂课是五十分钟，前十分钟由老师提问学生。问到谁，无非是站起来背一通，待到期末考试，仍然暴露出许多问题没弄懂。我针对这种弊端想了一个新方法——学生考先生，让学生提出疑难问题请老师回答。学生提的问题越深，说明他的思考越深。有一次，一个学生提出：‘应力与应变孰先孰后？’当场把我考住了。我给他打了一百分，同学们都很惊讶。从此，学生提问题的兴趣更高了，都想提出老师答不出来的问题。这种创造性的学习方法，使学生的程度大大提高了。”

听过茅老的这些故事，仿佛看到了他在探求知识的道路上留下的一串串艰辛的足迹。我感到，茅老不只是在求知学艺，而是在用自己的点点心血，架设起一座知识的大桥，达到自己献身科学、服务人类的理想彼岸。

架起奋斗的大桥

在茅老写的回忆录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父亲的一生，的确是奋斗的一生。我祖母常说，初到你们茅家，你们穷得连根筷子都没有。也就是说，他的家庭是无法依靠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也没有任何凭借和靠山。无论是求学还是在事业上出成就，都是依靠奋斗。”茅于美回忆她父亲的一生时，感叹地对我说。

  我和茅老谈起对“奋斗”二字的体会时，他首先告诉我的是：“要相信科学”。他反复重复着：“要相信科学是靠得住的，对科学一定要有信心。”

这番话，是茅老从事科技工作几十年来的深切体会。

  “1933年春天，我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当时的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请我赴杭州，在钱塘江上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大桥。”茅老回忆着。

“当时在杭州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叫做‘钱塘江造桥’——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因为钱塘江的潮水和流沙都是别处罕见的。潮水来时，潮头壁立，破坏力量惊人。流沙是极细极轻的沙粒，一遇水冲即被刷走。江底石层上流沙覆盖，深达40多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在钱塘江上造桥，人们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当时，中国所有的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我想，建设厅长曾养甫邀请我来杭州造钱塘江大桥，分明是要我做不可能成功的事。究竟能不能成功呢？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我作出一个结论：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从科学上看，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多么有胆识的决断啊！茅以升的奋斗精神，是建立在科学的坚定信念上。他相信科学的无比威力，相信科学的力量能征服人世间的一切困难。

  “相信科学，还要善于利用科学。”茅老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见解。

  “1935年，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后，曾遇到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外面传着闲言碎语，说什么‘这样干下去，哪里会成功？’银行界人士听说后，也想不再支付贷款了。曾养甫当时已调任铁道部次长，把我找去，厉声厉色地对我说：‘如果桥造不成，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在你后头跳！’母亲听到这些事后对我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我的号）造桥，也有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也同样能渡过难关。’那时的孙悟空就是我们造桥的全体员工，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规：利用自然力量克服自然界的一切障碍。”茅老兴奋地和我谈起怎样用这根科学的金箍棒斗倒八十一难。“开始打桩，因为泥沙层太硬，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桩就断了。一天一夜只能打三根，全桥九个墩有1440根桩，这样打，要打到那一天啦！后来，我们很好地利用科学，研究出‘射水法’，改进了技术，难关就渡过去了。”

  “关于‘沉箱’的难关就更多了。这个庞然大物，重600吨，要把它浮运到桥址，中间遇上大潮，铁链被切断，沉箱浮起，陷入沙土中，费了大事才拖回桥址；又遇大风雨，沉箱拖带铁链，往下游浮下去，撞坏了轮渡码头。四个月里，沉箱如脱缰的野马，四处乱窜。外面传说，钱塘江真厉害，桥墩站不住，东西乱跑，甚至认为有鬼，要用儿童的灵魂去祭江。在这些难关面前，我们还是相信科学的威力，用那根金箍棒，改进了技术，并用十吨重的混凝土大锚代替了铁链，沉箱就不再乱跑了。”茅老讲到这儿，仰面靠在藤椅上，平息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还要再说说群众力量问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月14日，敌机就来轰炸钱塘江大桥。工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不怕牺牲，日夜赶工期，到9月26日通车。这一个月零十三天的时间，是抗日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听了茅老的讲话，不觉耳目一新。茅老的“奋”，是建立在对科学的坚定信念上；茅老的“斗”，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挥舞科学的金箍棒，斗垮重重难关。这座奋斗的大桥，帮助茅老跨深谷，渡洪涛，成就了一桩桩有益于民的大事业。可以说，这座奋斗的大桥，是茅老事业成功的桥梁。

他就是一座雄伟的大桥

茅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造成的桥，就老呆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它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它不怕负担重，甚至‘超重’，只要‘典型犹在’，‘元气未伤’，就乐于接受。”“有时桥还在，但下面的河却改道了，或两头的山崩陷了，连山河都未必能和它相比。”

许宏儒老先生说：“这是借说桥，在写他的人生。”

  是的，茅老的一生，正像桥一样，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不管是和平的日子，还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他都是始终如一地在为人民做贡献。他从光绪年间起，历经了许多个时代。山河变了，河道改了，连山都崩陷了，他依然是一声不响地为人民做贡献。只要“典型犹在”、“元气未伤”，他就乐于奉献。他今天已90高龄，还老有做不完的事。早年，他造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的现代化大桥，晚年又主持研究《中国古桥技术史》。他说：“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面，有古桥的专章。外国人都替我们写了，我们自己还没人写。”他主编的这本书，今年第一季度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最近，他又组织、搜集了古诗词中关于桥的篇章和诗句，积有卡片几千张，准备以此编写成书。

  他时时想着要为人民造桥。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钱塘江上应该修第二个桥了。现在的钱塘江大桥上，一天走几千辆车，负担太重！”

  “我还有一桩心事，就是台湾问题。”茅老继续说：“前面，我和你谈到我十岁时的心愿。台湾光复后，我在1946年曾到台湾去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看到过台湾的迷人景色，还看望了在那里的许多交大、浙大、唐山、北洋的老同学和朋友，我更加热爱台湾了。1955年我到日本访问，恰好住在下关的‘春帆楼’。下关，原名马关，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是住在‘春帆楼’。看到李鸿章住的房子，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心想，台湾要能回归大陆该多好啊！”茅老平息了一下激动的心情，接着说：“在台湾，我有很多熟人，他们都很愿意回来。我有条件去做这个工作，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架设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大桥。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

  茅以升不仅是桥梁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他曾任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北京中国交通大学校长。他是一座传知识、育人才的桥梁。

早在30年代，茅以升就重视并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他著有《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等科普专著。数以万计的青少年听过他的科普报告。他是一座向人民传播科技知识的桥梁。

  茅老访问过14个国家，到世界各国介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他做的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建造技术的报告，受到东京、罗马、巴黎、伦敦的群众和专家的热烈欢迎。美国工程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称号。他是沟通中外科学技术的桥梁。

茅老一生中架设了多少座桥梁啊！我们如能学习茅老一生奋斗不息的架桥的精神，一定能架设起一座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桥。

（原载1986年1月6日《中国科技报》，作者郭梅尼为我国著名女记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