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同志生平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著名桥梁专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茅以升同志，因病于1989年11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茅以升同志，字唐臣，江苏镇江人，生于1896年1月。1916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考取清华官费赴美国留学。1917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业，获硕士学位；1919年获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至1949年，曾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教授、校长，北洋大学教授，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其间，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挂此职到1949年），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1943年至1949年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1949年至1952年任中国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至1981年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

　　茅以升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起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87年后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

　　茅以升同志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成就卓著的桥梁专家。1919年，他在美国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该文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他因此获得了母校康乃尔大学的“斐蒂士”研究奖章。30年代，他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这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并主持建造的近代化铁路公路两用桥。该桥在工程技术上的成就增强了国人在桥梁建设方面的自信心，令国外同行对中国的桥梁建筑工程师刮目相看。50年代，在武汉和长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茅以升同志担任由20多位中外专家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主持这个委员会，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的14个难题，为这座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1959年，在首都10大建筑的建设中，茅以升同志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周恩来总理指定由茅以升同志审定设计方案并签字，承担保证人民大会堂安全的责任。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尊重和信任。1978年，茅以升同志主持修撰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对我国古桥建筑从技术上作了总结。他主持铁道技术研究所和铁道科学研究院长达30年之久。任职期间，他提出了“一切为科研，科研为运输”的办院方针，多次主持研究制定铁路科学研究发展规划，明确为铁路运输服务的科研重点，努力推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使该院发展成为专业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综合性专业研究机构，为我国铁路运输生产建设提供了大量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由于茅以升同志在桥梁工程方面的卓越成就，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他荣誉奖章，1947年他被公推为中国工程会会长，他还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他任上海市科联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名誉主席，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副主任，1953年起被选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从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6年改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茅以升同志在桥梁工程领域的成就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承认。早在1956年，他就成为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个人会员，1979年获美国卡利基—梅隆大学“卓越校友”奖章，1982年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84年被选为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荣誉会员。

　　茅以升同志是著名的教育家。1920年他从美国归来后，即投身于教育事业，直到1952年，前前后后在教育界服务20余年。做过5所学校的教授、两个大学的校长、两个学院的院长。早在1926年，茅以升就指出中国的教育“既保留了封建的灵魂，又袭用了欧美的躯壳”，主张改革。他提出了工科教学要理论联系实践，“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科研、教学和生产相结合。先后发表了很多论述改革和发展我国工程教育的论文，如《教育的解放》、《新时代的科学教育》、《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等。在教学方法上，他注重启发，反对灌输，在自己的实践中摒弃了那种授受式的教学法，将学生由受体改为主体。他把中国古代的“教学相长”和西方教学思想的精华有机结合，灵活运用，深得学生好评。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称赞茅以升的教学法“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建议开办函授大学，加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专门人才，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茅以升同志积极倡导科普教育，他把科普看作中国通向现代化的桥梁，主张科研和科普相应发展，他写了大量科学性强、文字生动的科普文章，如《桥话》、《中国石拱桥》等。还主编了《自然科学小丛书》，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科普作家。他曾任中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为组织和促进中国的科普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不辞辛苦，呕心沥血，引导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

　　茅以升同志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会副主席，并与罗英等人在美国成立了中国工程学会。解放后，他是九三学社杰出领导人之一，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为把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九三学社成员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密切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起了桥梁作用，为九三学社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担任了欧美同学会会长、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广泛地团结海内外知识分子为四化建设服务。他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团结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他曾率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过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科技交流，增进了中国人民与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他广交朋友，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常以“报国有门”来激励海外华人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力。

　　茅以升同志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由一个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生于清末，长于民初，辛亥革命开始时正在上大学，一度准备投笔从戎，后来他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话：中国革命需要一支武装斗争的大军和一支建设祖国的大军，而下定决心走“科技救国”之路。他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怀着“我的事业在中国”的强烈感情，回到了贫穷、动乱的祖国，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欧美国家垄断中国大型近代化桥梁设计和建造的局面。当日寇侵入杭州，钱塘江大桥即将落入敌手时，他协助军事人员炸毁了这座他亲手建造的桥，携带有关大桥的全部资料撤离到后方，1975年他将这些珍贵的资料亲自捐赠国家，为四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发动内战，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因此，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去台湾，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他利用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机会，为保护上海的工厂、机关、学校，为保护被关在龙华监狱的300名进步学生作出了贡献。1949年，他应邀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矢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设计师。10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也从未动摇过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奋发工作。198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夙愿。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经验的总结”。

茅以升同志，为人豁达，识大体，顾大局，勇于进取，乐于助人。他桃李满天下，交游遍天下。他的一生丰富多采，是坚定的爱国者的一生，是奋进的成功者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