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自述：记毛主席为北方交通大学亲书校名

1949年9月，我从上海来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大会，10月18日铁道部发表我为中国交通大学校长，该大学于1949年春成立，包括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及唐山工程学院两个学院。按照当时规定，大学校长应由政务院呈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但铁道部在政务院会议上提案未能通过，因其时上海有交通大学为教育部直辖，如通过此案则校名确定，似将上海交大包括在内，经多次讨论，校名仍难解决。到了1950年8月，政务院会议决定将中国交通大学校名改为北方交通大学，并通过校长人选，呈请中央任命。后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任命茅以升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于1950年9月5日填发任命书。我接到毛主席署名的任命书后，感到万分光荣，因而想到，这一任命书只我一人所有，如能请毛主席为整个交通大学题名，则全体师生员工，不是和我同样地都感到无限光荣吗，校部同志们全体热烈赞成，因而请铁道部函请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呈毛主席为北方交通大学校名题字。这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已先后得到主席题字，我们继续呈请，好像很有希望。

1950 年12月30日，我接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来信，附1951年1月1日下午六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年团拜并聚餐的请帖，信上说“请参加第一席”。我看见“第一席”这三字，立刻欢欣欲狂，因为知道毛主席一定是在第一席的。果然，在宴会上，我真的和毛主席同坐一桌。同在这第一席的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校务主任委员叶企孙、师范大学校长林砺儒、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以上凭记忆，容有小误）。在入座前周总理介绍我见主席时，主席听了我姓茅，就笑着说“我们是本家哪”。（在以后几年见面时，主席也常爱说“本家”这句话。有一次我说起，抗战初期在湘潭住过，主席又说，“那我们又是同乡了”，主席谈话中有时带有这样的风趣，令人感到更加温暖，如坐春风了）在席上主席与同座各位随意交谈。见了我时说:“啊，你是交通大学校长。”我随将交大组织极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接着我就说，交通大学全校师生员工都非常渴望主席能为我们校名题几个字，这在我们全校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主席当时笑着点头，表示许可，又极其谦虚地说：“写得不好，为清华题的字，还有人有意见。”我当时向主席竭诚表示了衷心感谢，同时也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次宴会后不久，果然，主席为我们校名题了“北方交通大学”六个字，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送到铁道部，转发至交大校部。这题名的六个字是写在一张白色的宣纸上的，长约20公分,宽约5公分。除校名六字外，无他字。

我向主席恳请题字时，本来意思是催请，但不好这样说，因而我当时的话，听上去好像是初次请题，比较容易措辞。北方交大是1950年8月定名宣布的，如果等过五个月，则1951年元旦我才呈请，那就太不慎重了。而且我参加元旦宴会，事前并不知道，如何能等候这个机会呢?

校部即将六字照相，印了几份，发京唐两院，让各部门做校匾，做校徽。

我记得后来遇到上海交通大学来人，挂的校徽上的“交通大学”四个字好像是从主席所题六个字中模仿出来的，问起他们，果然如此，但不知是将原本借去模仿，还是将照片借去模仿的，这就不清楚了。如果将原本借去的，那如在校部撤销以前，就是从校部借出的，如在以后，就是从教育局借出的，后来上海还来没有，几时还的，都可清查一下。我不记得我曾经手借出，但在1951年4月到6月间我因世界科协大会出国，不在北京，不知是否这时期内所发生的事。如果上海借去的是照片，那问题就不大了。

补充一点关于交大校部撤销的经过。校部成立后，领导京唐两院，所有两院院务,凡重大的都要校部批准，而校部又要转请铁道部批准，因而校部实际上成了-一个“承转”机关，作用不大，两院都很有意见。因此，在1952年5月，铁道部部务会议就决定将校部撤销，两院归铁道部直辖，由部呈请政务院批准备案。铁道部撤销令到达后，校部即于5月15日结束，将人员大部调至铁道研究所，小部并到铁道部教育局。至于档案卷宗，则全部移交铁道部教育局。校部自成立至撤销，前后经过整整三年。

以上所记，仅就校部方面回忆，其具体情况，为铁道部与中央办公厅往来文件的日期等等，可从档案中查到。事隔十八年之久，记忆难免有误，此文仅供参考。

1968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