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大桥文献寻访悲喜记

  民国时期由茅以升主持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铁桥——钱塘江大桥，是一项公认的设计优良、技术先进、建造难度极大的重大工程，由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曾养甫定议，延聘当时中国最为知名的桥梁结构学教授茅以升主持，从1932年动议筹划到1937年秋季建成，历时约五年。这一大桥更因建成89天后，为阻止侵华日军南下越江，由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自行实施炸毁举国关注。桥工处处长茅以升悲壮留下“不复原桥不丈夫”的诗句传颂于世，抗战胜利后他也果真完成大桥修复，为这座与抗战历史休戚幽关的大桥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钱塘江大桥命运多舛，却生命力长久，通车运行至今已逾80余年。尽管后来的钱塘江上建起了各种形式的跨江大桥，但这座优美、沉稳的大铁桥依然是杭州的地标，无可替代。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桥梁史上，钱塘江大桥是一座里程碑，茅以升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桥梁的奠基人。2006年，钱塘江大桥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认定为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它与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主持建成的京张铁路，堪称中国近代工程史上的耀眼“双璧”。

一

桥梁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是设计思想、技术方案和施工工艺，也牵涉到人力、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等诸多因素。工程文献则是对此项工程的全程、全面、全载体记录，既包括实时原生性产生的文字阐述和设计施工图纸，也包括同步完成的技术研究和工程总结。

2002年，在首次进行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申报评定中，浙江省档案馆申报的《茅以升与钱塘江桥工程档案》顺利入选。该档案资料以茅以升1975年9月整理赠送的工程报告、专刊汇稿、工程摄影三卷为主体，另有部分浙江省档案馆的相关档案资料。这是钱塘江大桥工程文献第一次以国家档案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显然，钱塘江大桥的特殊历史地位，档案捐赠人茅以升的特殊身份，以及这批档案资料本身的重大价值都是决定浙馆申报成功的关键因素。

  2016年1月，西南交通大学为纪念杰出毕业校友茅以升先生诞辰120周年，命名九里校区图书馆为“茅以升图书馆”。2017年正式启动了“茅以升文献数据库”的采访建设工作，钱塘江大桥工程文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西南交大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即着手进行有关茅以升文稿和钱塘江大桥工程资料的收藏。茅以升在康奈尔大学的硕士论文打印原本经他本人带回（另一打印本存康校图书馆）、签英文名送存母校；在加利基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正是他1920年回母校任教时（时称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在唐山完成最后的修订并铅印100册寄返美国，西南交大图书馆存有数册。1933年10月，茅以升主持编制完成《钱塘江建桥计划书》，以桥工委员会的名义编印，数量极少，茅以升择其一册赠送母校。他用毛笔正楷题签：“唐山母校图书馆惠存，茅以升敬赠”。金粉题写的“钱塘江建桥计划书”八个字仍依稀可见。其后，《钱塘江桥开工典礼》、《钱塘江桥工程摄影》第一辑、第二辑、英文版以及《钱塘江桥工程说明》等原始文献都由茅以升陆续寄赠母校。

茅以升的大学母校藏有钱塘江大桥工程文献不足为奇，毕业生将自己的工程实践、得意之作惠赠母校以资借鉴参考，也早已形成传统。以如此特殊的方式，保存了抗战前南京、武汉、福建、四川等地区市政、水利工程方面的珍贵史料。

藉此也引启一个问题：钱塘江大桥工程文献仅止于此吗？浙江省档案馆在民国省府机构档案中还有其他相关档案吗？作为大桥实际主导方的南京政府铁道部所遗留档案中会有钱江大桥档案资料吗？。

基于“文献数据库”建设的需要，笔者怀着浓厚的兴趣，决定从茅以升不同年代的文章忆述中寻找线索，获得灵感。

 

二

茅以升向浙江省档案馆捐赠的这批工程档案，还有一段插曲。众所周知，钱塘江大桥为铁路公路两用桥，联结钱江两岸市县固然需要一座公路桥，而铁路沪杭甬国道以及浙省自办之铁路都需要建设桥梁以互联互通。因此，钱塘江大桥虽由浙江省最早筹划，最终却以铁道部、浙江省合建的形式组织完成，部、省共建共管。浙江省档案馆获得茅以升这批档案后不久，上海铁路局在1978年9月将之索走。茅以升得知后进行了干预，浙江省档案馆据此又再次从上海铁路局要回了这批档案。事后，茅以升专函浙江省档案馆，称钱塘江大桥工程档案“仍由你馆保管，正是我的愿望，甚为忻慰。”

茅以升在《钱塘回忆——建桥、炸桥、修桥》一文中，曾提及杭州解放后，大桥“所有未完工程于同年九月，由上海铁路局接收续办”，而他此时也应周恩来之邀告别上海赴北京参加新中国政协并出席开国大典。从时间上推测，应在这个时候完成大桥工程档案资料的全部移交，包括战后由桥工处自己以及委托中国桥梁公司（茅以升担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上海分公司修复大桥的工程资料。

上海铁路局及其属下杭州工务段显然是寻访重点，同时经查询获悉，民国时期铁道部的档案也早在1980年代由当时的铁道部移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它们的馆藏现状如何？当然也有必要登门了解。

早在多年以前笔者研究唐山交通大学抗战內迁湘黔这段历史时，就得知茅以升自1937年12月23日大桥自行炸毁前后，即率桥工处人员分赴兰溪，最后完成施工竣工图。随即将有关档案资料装了14个木箱，迁运至湖南长沙。因后方铁路桥梁修建需要，交通部调走总工程师罗英等人，而茅以升的母校也因日军占领校舍，几经辗转在湖南湘潭复校，前院长孙鸿哲积劳成疾病逝于北平，在广大师生校友的推动下，教育部任命茅以升为交大唐山工程学院院长，主持烽火中的迁徙重建，由湘潭而湘乡杨家滩、再转贵州平越。桥工处只留稽核保管人员2人，伴随唐院一路迁移。档案资料也暂存平越租用当地一大户人家的房舍。1942年4月，茅以升调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处处长，后又在重庆组建中国桥梁公司，这些档案资料又跟随茅以升转运贵阳、重庆，抗战胜利后复员又回到浙江、上海。其间，1938年12月从湖南转移到广西桂林时，恰好碰上日军敌机轰炸，经全力保护幸免于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塘江大桥档案资料万里转运，死里逃生，保存完好，实属不易，弥足珍贵。

 位于上海火车北站附近的上海铁路局档案室同时也是上海铁路博物馆，有常设铁路建设发展历史展厅，室外辟有铁路机车展区。档案资料室位于4楼，笔者近年曾两次造访。

 有些遗憾的是，博物馆已经查找不到当年的移交接收记录。而根据桥工处留下的一份移交图表清册，各种图纸、参考图数量约2000张，报告、计算书约253本，可谓数量庞大。但铁路博物馆并没有留下这些技术性的资料，非技术性的、包括全桥油画等也被告知没有实物。

在杭州工务段档案室，有关民国时期钱塘江大桥工程图纸及资料不少，保存完好。由于大桥一直处于使用状态，这些早期的技术资料与后来新增形成的技术档案，按照工务技术资料的划分标准进行了连续编目保管。由于铁路桥梁的重要性，这些早期的技术图纸大多被标注为“保密”级。因为属于在用工程需不定期进行检修维护，相应也会形成新的技术图纸，这对保证技术资料的完整性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工务段的档案资料非常完备，但却未见图表清册中的约300张腊布底图，而其他晒蓝图纸与清册是否完全吻合也未可尽知。但初步可以估计，有部分档案资料已经散佚。尽管如此，工务段所存技术档案仍然是大桥工程文献的核心，可以完整反映大桥80年来的变化状态，值得进一步整理研究。

此外，桥工处1948年2月所编纂完成的钱塘江大桥工程总结原件也留存工务段，这份总结是当时撰述的客观汇总，信息量很大。与茅以升1963年以及后来修改所撰《建桥回忆》相参照，对于研究大桥工程及茅以升在解放前后的认识变化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浙江省档案馆民国时期建设厅、财政厅、海塘工程局等政府部门中均存在与钱塘江大桥工程有关的一些档案文献，并且已经全部进行了数字扫描，具备了汇总编纂馆藏钱塘江大桥档案文件篇目的条件。

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方面，由于其馆藏档案文献数量十分庞大，限于种种原因，已经整理和数字化并提供公开查档服务的比例不大。而民国时期交通部、铁道部档案都不在此列，迄今属于仍未实质整理的范畴。据2005年公开出版的《全国民国档案通览（一）》披露，二档馆对民国铁道部档案进行了分机构档案总量的统计整理。据悉，铁道部（1928-1938）全宗号为214，共有档案1401卷。在馆藏档案部分藏有钱塘江大桥馆藏情况报告、工程设计与图说及经费支出的文件。钱塘江桥工程处全宗号为544，共有档案274卷，主要有该处组织规程和有关大桥管理所成立的文件、有关该处人事管理的文件、钱塘江大桥地质报告和附近地质地形图、茅以升关于变更长江大桥设计事宜与美国人的来往文件、有关大桥设计施工和修复工程的文件等。而中国桥梁公司档案全宗号为543，共有档案114卷，当中也应有一部分与钱塘江桥修复有关。笔者曾于去年4月赴南京拜访了二档馆曹必宏副馆长，沟通相关信息和情况，期望能推进二档馆所藏钱塘江大桥档案文件篇名著录工作。如若国内上述几家单位能够开展有效合作，钱塘江大桥工程档案的真实全貌才有可能完美呈现，真正的“全宗”才会横空出世，而这无疑是社会各界所期待乐见的，它对学术界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工作必将提供强有力支撑，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意义深远，惠泽后世。

三

在历史上，文字和绘图是记录工程的主要载体。中国古建筑经典文献《营造法式》里，就有各种规制、形式的建筑图案和装饰图案。自19世纪照相技术发明、特别是1920年代小体积铝合金机身反光照相机问世以后被用于工程摄影，成为形象、生动、直观记录工程外貌及技术环节的主要手段。电影技术出现以后，一些重大工程也借助胶片摄影机进行拍摄，用于制作科学电影。今天高清数字摄像为记录工程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过，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的工程记录摄影仍属幼稚时期，与其他政治、社会、战争、生活方面留下的大量影像相比，数量明显稀缺，因而存世的工程影像，特别是实时记录的影像就更显珍贵。而恰恰是钱塘江大桥工程，留下了二十世纪中国有影响的大工程中数量最多、记录最为全面、手段最为先进的记录影像，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一成就和遗产仍鲜为人知。

晚清中国的铁路工程多由外国工程师做技术总负责，几乎没有留下完整的工程文献，只是偶尔留下极少量的线路或车站照片。1909年夏，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快要完工之际，约请著名摄影师谭锦堂沿京张全线进行拍摄，包括桥隧、车站、水塔、机辆以及通车典礼等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工程状况，后制作成上下两卷精美的《京张路工撮影》，收录洗印照片183幅粘贴于影册纸板上，数量不多，分送对路工有贡献的重要人员。如今这一摄影集留存下来的极少，国内仅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中国铁道博物馆等有收藏。可以说，詹天佑策划组织以摄影方式记录京张路工，开启了中国有计划的工程摄影的先河，后来他又编撰完成《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工程图》。詹天佑的影像意识、记录意识、文献意识令人赞佩。

茅以升颇具家学渊源，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他自己曾说，如果不是唐山路矿学堂的土木工科不容选择，他会选择文科或理科。在美国留学时，茅以升学会了摄影，还自购相机、冲洗设备制作照片，也买了留声机学习欣赏歌剧。作为著名的桥梁工程学教授，茅以升对建设钱塘江大桥的意义、大桥工程在中国的重要性自有清醒的意识，将大桥工程做一典型进行全面记录、以资借鉴和传播教育在筹划设计大桥初期他就已经有所考虑。鉴于工程周期长、工种多样，聘请外部摄影师跟踪拍摄无法满足需要，也不现实。茅以升便安排桥工处内部熟悉摄影的工程师李文骥兼做摄影，他自己有时也亲自拍摄，据说操作拍摄小型电影摄影机的也是李文骥。

大桥工程采用的是现场实时记录拍摄。从1934年招标开始到1937年大桥建成，跨度三年，全程跟踪记录。

多年以前笔者在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就看到有三册钱塘江桥工摄影集，均为茅以升赠送母校。虽说已历时80多年，也仅仅是存放在普通的书库，大约由于所用进口铜版纸质量相当好，图像依然清晰。

《钱塘江桥工程摄影》是桥工处为满足社会特定需要而专门印刷，1936年5月出版第一辑，1937年5月出版第二辑和英文版。本来计划待工程结束尚有第三辑，因抗战爆发桥梁主动炸毁、桥工处撤离内地而作罢。

第一辑收录的是大桥工程18个月工期中的影像，约占全桥工程量的十分之三四，共有52幅；第二辑收录的是第一辑后12个月的影像，共有62幅，藉此先后衔接，此时桥梁工程已达十之八九。英文版是合一、二辑的精选图集，共有105幅。

这三册摄影是当时同步印制的主要工程影像。除此之外，在开工纪念刊、相关期刊的报道或科学文章中也配合有若干摄影图像。这些已经面世的影像无疑可算作钱塘江大桥工程影像的精华，然而长期以来外界无从知悉大桥工程摄影的林林总总，照片数量是仅限于这百余幅，还是有更多？

2014年从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获悉，上海铁路局确实保存有茅以升移交的大桥工程底片4000余张，正由一位退休馆员进行扫描保存。2017年笔者在上海铁路局铁路博物馆终于见到了这批底片，多是120相机胶片，还有部分抗战前在杭州冲洗出来的照片，不过规格尺寸都比较小，所记录的内容、场景相当丰富、全面。仅就某一项工程而言，有如此数量的记录影像，就笔者所知恐怕是最多的，这对于研究民国工程历史，特别是以影像史学研究工程历史与人文无疑是相当有利的。重要的是，需要对这4000张影像进行考证，还原其历史现场，这一工作当然十分具有挑战性。

四

如果说钱塘江大桥工程照片以数量巨大已然占据了某一高度的话，茅以升以极大的勇气和前瞻的眼光，毅然采用胶片电影手段记录工程，则更加具有开创意义，真可谓石破天惊。但几十年来，钱塘江大桥工程电影长期“隐于山林”，不光一般公众，就连专业研究学者乃至电影史专家，也都鲜有耳闻。这些堪称文物级的电影胶片又是一番怎样的命运？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5年出版的十卷本《中国影像史》中，对京张铁路和钱塘江大桥这样著名的晚清民国典型工程记录影像只字未提，不知是无闻还是无知？茅以升1981年在《中国科技史料》第一期公开发表回忆录《征程六十年》，在忆及“钱塘江桥”时专门提到这批工程电影：

……为了记录下这些成功的经验，在工程进行时，做了两件事：一是分段写绘出各种工程的进行情况，一是将各种工程，按实际经过，摄入电影。……关于钱塘江桥电影片，那不仅是一个纪录片，也是一个科技教育片。拍摄时，由工程师编辑并做导演，所有在场技术人员及工人都要按照工程师指挥，进行工作，因而拍摄的镜头，有连贯性，使观众能了解所拍工程的来龙去脉，对于桥工教育，有重要意义。电影片包括各种工程，无重大遗漏。”

2015年，笔者从茅以升先生的女儿、茅以升基金会秘书长茅玉麟那里获得了两部跟钱塘江大桥工程有关的数字视频，由此开始了三年来寻访查证工程电影原始胶片的探索之旅。

《开幕礼》是记录1934年11月11日钱塘江大桥举行开工典礼的短片，大约4分多钟。难得的是，茅玉麟手里有一盒35mm电影装原片，铁盒上用毛笔书写“钱塘江桥开幕典礼子片”几个字样。据茅玉麟介绍，此片是她从铁道科学研究院拿到的，但铁科院已经找不到大桥其他更多的记录胶片了。

 54分钟的《钱塘江桥工程》署名由上海铁路局科技委、铁道部科技情报研究所联合出品，85岁高龄的茅以升亲自审定，当年桥工处仍健在的工程师王同熙作技术顾问，剪辑葛顺根，录音袁东洲，完成时间是1981年。从画面上看，几乎都是当年拍摄的珍贵镜头。这一工程电影的完成，总算了却了茅以升40多年来的夙愿，尽管它从未作为科教片在影院大银幕上公映过。早在大桥修建期间，茅以升就曾打算制作一部工程科学电影，用作为大学工程教学之参考。《交大唐院周刊》1935年1月就曾报道，学校已订购该工程电影一部。同样由于抗战爆发，制作电影变得遥遥无期。所幸所有素材胶片与大桥工程档案资料一道安全转移湘黔川，最后落归上海铁路局。

当时究竟拍摄了多少胶片？使用的是什么机器？影片有没有做过放映？这些都没有现成答案，只能从相关历史史料中寻找一点线索。从那个年代电影摄影机的使用情况分析，推测应当是手持式16毫米电影摄影机；在桥工处一份费用明细“筹办费”的备考说明中惊奇地发现，电影照相机等购置费为4000元；茅以升在《钱塘江建桥回忆》一文“开桥炸桥”一节中提及这套电影片“长约2500公尺”，约合8200英尺，这只是笼统的说法。所幸最后在杭州工务段保存的1948年2月大桥工程总结中，第七章杂录之第四节“工程电影片”的记述中披露了详细数据。

从电影胶片卷数的编号来看，最大者为60，内容为钢梁上公路面木模的铺设，对应的时间约在1937年10月左右。此时大桥已通铁路，公路路面进入最后平整铺设尾声，离11月17日公路道通车为时不远。而编号卷1的内容为桥址全景、开动气锤打桩近景以及第一号桥墩围堰远影。由此可以证明，该部电影的全程记录拍摄几乎完成。

这60卷按时间顺序依次摄入的场景内容，被分类剪接成轴，计分为12类：（1）基础木桩工程；（2）混凝土工程；（3）浮运沉箱工程；（4）钢板桩围堰工程；（5）气压沉奠工程；（6）钢梁安装工程；（7）特别事项；（8）护墩工程；（9）南岸引桥；（10）全桥概观北岸引桥及公路桥面；（11）开口沉箱；（12）混凝土桩。此外，尚有开工典礼片1卷，开工及竣工1卷，道门朗公司制造钢梁1卷。可以说每一卷即为一个专题，划分科学有序，作为工程教育电影，无疑可称“杰作”，民国时期没有任何一项工程有如此详尽、专业的影像记录。据国立唐山工学院院刊《唐院》记载，1947年10月7日，茅以升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向师生发表演讲，并携带一部钱塘江桥工程电影放映，并表示要将影片赠送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欧七斤博士曾提及，上海交大土木系的学生也有回忆，说中国桥梁公司上海分公司汪菊潜总工曾到学校演讲并放映过桥工电影。笔者推测，将60卷素材进行专题剪接分轴的工作，极有可能是在桥工处复员上海时委托专业影业公司完成的，时间应在1946年秋至1947年秋。如果这些胶片依然存世，该有多么的珍贵！

于是，笔者从上海再度“寻宝”。但现在的上海铁路博物馆对1981年剪辑制作的那部工程记录影片并不知悉，也表示没有看到过以前拍摄的老电影胶片。

 笔者早先认为，电影剪辑录音洗印制作门槛比较高，从出品单位分析极有可能委托上海或北京的专业电影厂来承制。茅玉麟秘书长告知，2007年钱塘江大桥建成70周年之际，央视《寻访》栏目制作了一期节目，也曾试图寻找这些老电影胶片。据茅以升在铁科院时期的秘书郑淑娟在节目中回忆，大约“文革”以前，茅老派她去上海铁路局调回了影片，准备着手编辑一部工程纪录片。由于“文革”运动，剪辑工作无法进行，为安全计这些影片被存放在铁科院档案室。粉粹“四人帮”以后，茅以升重拾前计，继续领导推动这项工作。

 种种迹象都表明，《钱塘江大桥工程》这部纪录片是在北京完成的，而非上海。以茅以升与电影界的联系来推测，笔者认为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可能性最大。为此，通过茅玉麟秘书长和纪录片界的朋友向科影厂求证有无葛顺根这位剪辑师，最后均告不知有此人。线索似乎就这样中断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问上海铁道博物馆一位退休馆员，以前见到过钱塘江大桥影片吗？他电话告知，确曾见过一个电影大铁盒子，写着钱塘江大桥影片字样。得此讯息，笔者急忙再往上海，最后在他的指引帮助下，终于在储藏室一个贴了封条的木柜底层找到了这盒电影胶片。盘面上写着“钱塘江大桥施工文献纪录片”，打开一看原来是2本16毫米的黑白影片，且有一封茅以升致上海铁路局科技委的信函复印件以及上海铁路局科技委的一份说明。

茅以升的信写于1982年4月24日。全文如下：

上海铁路局科学技术委员会：

你们送来的《钱塘江大桥工程》影片的拷贝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

这部片子大概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工程教育电影了，它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的一份重要资料。这次的复修、复制工作在你局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地完成了，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向所有参加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敬佩。

你们送给我的这部拷贝，我已决定转送给铁道科学研究院，以便更妥善地保存，并可以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专此致

敬礼！

科技委于4月30日向铁路局办公室档案科转送了茅以升院长的来信，要求与《钱塘江大桥施工文献记录影片》存放一起，归档保存。

巧合的是，茅以升基金会也保留了一封铁道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写给茅以升院长的信（复印件），对惠赠电影片表示感谢，落款时间为1982年10月5日。由此可证，茅以升真是道德高尚，言出必行。

这封信也清楚地表明，铁道部情报所在1982年10月就获赠了这部影片。该所自1958年成立伊始就隶属铁道科学研究院，后改称铁科院信息技术研究所。笔者觉得，无论如何都该去铁科院再核实一下。去年10月，笔者走访铁科院多位人士，在院史馆、信息所、图书馆都没有看到电影片。在与院史馆已经退休的金副馆长交谈中，得知他以前曾在情报所工作过，便问及是否知道葛顺根、袁东洲其人。回答说此二人以前就在情报所，但年事已高，早就退休了，也没了音讯。

闻此真是大为吃惊，曾经苦苦找寻，原来他二人就在情报所。那他们又是怎样成为工程纪录片的剪辑和录音师的。据金先生介绍，“文革”后期，铁道部要组建电影室，拍摄铁路纪录片和科教片。电影室就挂在情报所下面，为此还从“新影厂”等调来专业人员，购买了全套专业设备，建起了生产车间，一条龙作业，人最多的时候有十多号人。后来由于电视兴起，拍电影又太昂贵，电影室就下马了，转向做了闭路电视业务。至于电影室制作的影片还真不少，都存放在铁科院一座食堂的二楼。后来铁科院改制，要拆了食堂盖高楼，处理了不少电影室的旧物。钱塘江大桥素材胶片和那部影片，估计就是那时给处理掉了。

三年苦寻，如今终于探明了钱塘江大桥工程电影片的曲折命运。然而，这样的结局终究还是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带给人们的反思恐怕也会更多。

（光明日报社主办《博览群书》杂志2019年第5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