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23时23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见上图,新华社发)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他的离开,也如他生前一般低调。
他不希望被人们记住,但人们又怎会忘记他的卓越功绩?
他不愿被关注,却为了FAST项目而高调
人们了解FAST,远远多过了解南仁东。他不在意这些,他不爱应酬,不愿意被关注,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
但他也有高调的时候,那是为了FAST项目。
时间回到1993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听到这个提议后,时近50岁的南仁东兴奋不已:“如果能抓住这个时机,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就有可能领先国际几十年。”
一向低调的他坐不住了,主动跑去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中国也建一个吧!”
然而,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这个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建造计划大胆得近乎疯狂,无论地质条件、技术条件还是工程成本都难以达到。因此,几乎所有业内专家都不看好这个项目,有人甚至认为是天方夜谭。
尽管如此,天生倔强又爱迎接挑战的南仁东决定坚持这个计划。最艰难的是申请立项那段时间,南仁东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极其“渴望”被大家关注。他深知,之前的选址和论证环节已耗费了大家数年时间和精力,接下来立项必须成功。否则,就意味着先前的所有工作都是白费。
于是,南仁东开始自掏路费,到处“化缘”。从东北到东南再到西北,他一家单位一家单位去谈。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厚厚的立项申请书上出现了20多个合作单位的名字。
2007年7月,历经十几年,FAST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正式被国家批准立项。
他随性不羁,却被一个项目拴住22年
在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的记忆中,南仁东是一个随性不羁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他会被一个项目拴住,而且一拴就是22年。
上世纪90年代初,南仁东辞去日本的高薪工作,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筹建FAST工程项目。
FAST工程建设的艰难程度远超想象,它不仅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结构工程、电子学,甚至涉及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专业领域,且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
为了给FAST项目选到合适的台址,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每天翻山越岭,走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
在漫长的22年里,南仁东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勤奋,带领同事们一起解决了许许多多具体的技术问题,硬是将梦想变成现实。
2010年,FAST面临近乎灾难性的风险——索网的疲劳问题。对当时购买的10余根钢索结构进行疲劳实验,发现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工程的使用要求。
那时,台址开挖工程已启动,由于索网疲劳问题解决不了,反射面的结构形式迟迟定不下来。南仁东顶着巨大压力,天天与技术人员沟通,想方设法在工艺、材料等方面寻求解决途径。艰辛的技术攻关过程持续近两年,在经历了近百次失败后,南仁东团队终于研制出满足FAST要求的钢索结构,化解了这个对FAST最具颠覆性的技术风险。
他成就很大,但从来都把自己看得很小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南仁东对同事和学生们都很随和,平易近人,跟谁都像是处了好几十年的老友一般,可以互开玩笑,也可以敞开心扉。
但如果碰到对FAST工作不够认真的人,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脾气“坏”得很。虽然南仁东对工作要求极严,但他并不专横,重要的技术决策,他也愿意听取技术人员的意见。
“没有他,就没有‘天眼’。”采访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讲出这句话。
虽然南仁东的成就很伟大,但他从来都把自己看得很小,心里永远先想着别人。他淡泊名利,一生没得过几次奖,屈指可数中的一次是获得“CCTV2016年度科技创新人物”。然而,在领奖时,南仁东只说了几句话,里面没有一句是讲自己的。
20多年在贵州的建设历程,让南仁东早已把贵州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热爱那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
第一次去大窝凼,爬到垭口时,南仁东路遇一群放学的孩子。看到他们寒风里只穿着单薄衣衫,他很心疼。回到北京后,南仁东立即给当地干部张智勇写了一封信,寄去500元。他嘱咐张智勇一定要把钱给当地小学最贫困的学生。就这样,他连续寄了四五年,资助了七八个学生。
2015年,已经70岁的南仁东被查出罹患肺癌,但他并未因此放下手头的工作,必要时还是毫不犹豫地奔赴现场。就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依然密切关注着FAST的每一项进展。
9月16日清晨,当南仁东逝世的消息传开,在他那间位于国家天文台A座3楼的办公室门口,同事们自发地摆上鲜花,路过的人也都会停下来深深鞠上一躬。网络上,认识他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中国人、外国人,大家都用各自的方式表示悼念。
是啊,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终生的科学家,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记者 吴月辉 喻思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