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是家中的独生子，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后以字行。钱均夫曾就学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后到日本学习教育和地理、历史。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女儿。钱学森的外祖父欣赏钱均夫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民国成立后，钱均夫就职于当时的教育部。钱学森3岁时随父进京，先后就读于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附属中学校(今北京师大附中)。

钱学森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受到了林砺儒、王鹤清、董鲁安(于力)、傅种孙、俞谟(俞君适)、李士博、高希舜等良师的悉心栽培。校长林砺儒是知名的教育家，力主倡导“全人格教育”，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他和一批兼具丰富学识、新兴思想的教师们共同努力，使北京师大附中形成了极好的学风和校风。钱学森一直对母校念念不忘，1981年11月，他参加北京师大附中80周年校庆大会时，深情地回忆说:“中学时代的老师，在知识、智力及能力方面，都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

1929年，钱学森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在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的号召下，他决心学习工科，去报考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国立交通大学素有“东方MIT(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是当时中国培养工程师的知名学府，校风纯正，闻名海内外。其前身为南洋公学，由晚清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于1896年创办。建校伊始，学校便以“求实学，务实业”为宗旨，注重“科学与工程结合,基础与实践并重”的办学特色。始建于1913年的机械工程学院，则是国立交通大学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重点院系之一。钱学森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入机械工程学院，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北京师大附中出身的钱学森，理科功底非常扎实，国立交通大学一年级所学的课程，如微积分、代数等，他早已学过，因此大一时过得很是轻松。 1930年暑假后期，钱学森罹患伤寒病，回杭州家中卧病，后休学一年。在这一年中，他每日读书不辍，广泛涉猎，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钱学森爱好美术，在书店买了一本艺术史书籍，而这本书是以唯物史观的论点写的。他从未想到对艺术也可以进行科学分析，对这一理论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接着他又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看了西洋哲学史，也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遍览群书，钱学森开始感到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有道理，唯心主义则不能自圆其说。

和北京师大附中不同的是，国立交通大学很注重学生考试，试题难，评分严，平均成绩要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字。 1933年6月，钱学森参加水力学课程的期末考试，试卷上一共6道题目，钱学森全部做对了，只是在最后一道题的运算步骤中，将＂Ns＂写成＂N＂，漏写了一个下标＂s＂，扣4分，最终得分为96分。虽一字之差，也不能轻易放过，国立交通大学学风之严谨可见一斑。钱学森一直非常感激国立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他们倡导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对自己影响深远。他曾说过:“我要感谢(国立交通大学)那时的老师们。他们教学严，要求高，使我确实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不浅的知识。”

钱学森在国立交通大学期间，因品学兼优，于1934年获得了斐陶斐学会荣誉会员证书。斐陶斐，是希腊字母“Phi、Tau、Phi”的音译，用以代表哲学(philosophia)、工学(techologia)及理学(physiologia)三种学术。斐陶斐学会由美籍专家埃尔斯(ProfessorEhlers)于1921年5月发起创立，是中国大学界最早的荣誉学会，其入选条件非常严格，各校每届毕业生中只有5%能入选荣誉会员。钱学森能够成为其中一员，足以证明其在大学期间的优异表现。1934年6月，钱学森毕业在即，钱学森大三、大四的平均成绩都超过了90分，以各学年总平均成绩89.10的高分毕业，在机械工程学院中位居榜首。时任国立交通大学校长的黎照寰，给钱学森签发奖状:“兹有机械工程学院四年级学生钱学森，于本学年内潜心研攻，学有专长，本校长深为嘉许，特给此状以示奖励”。

1934年夏，钱学森从国立交通大学毕业。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先在清华大学进修一年航空工业课程，清华大学为他配了两位导师，一位是王助，一位是王士倬。王助是我国早年航空工程师，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他教导钱学森重视工程技术实践和制造工艺问题。王士倬是清华教授，张捷迁是他当时的助教。钱学森又到杭州笕桥飞机厂实习，到南京、南昌空军飞机修理厂见习。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出发，正式踏上了求学海外的征程，他的目的地“MIT”一一赫赫有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坐落在美国波士顿，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它的自然及工程科学专业享有极高的声誉。钱学森在麻省理工航空工程系学习时，发现课程设置和交大一模一样，要求免修得到批准，一年后他获得了航空硕士学位。然而，在异国生活的孤独感，不时袭上他的心头。而最令钱学森不能忍受的，是美国人对中国、对中国人的那份歧视。因为学工程一定要到工厂去实践，而当时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

钱学森决心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1936年10月，冯·卡门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时，看到了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思维敏捷，富于智慧，给冯·卡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冯·卡门教授教导钱学森从工程实践中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教导他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冯·卡门每周主持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给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

1939年6月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其中包括《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四篇论文。他取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一直到1944年。他与导师共同完成的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他在28岁时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他独立完成的《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使他在航空技术工程理论界获得很高声誉。1940年，由于王助的推荐，钱学森成为成都航空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写了题为《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的专论，刊登在该所报告第二号。

1942年，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钱学森开始参加美国军方的机密性工作。美国军方委托加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与陆海空三军技术人员有了接触，后来美军从事火箭导弹的军官中有不少是他当时的学生。1944年，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遂委托冯·卡门教授率领众人，大力研究远程火箭。美军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就是他们那时开始设计的。钱学森负责理论组，他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同时，钱学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师，并当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冯·卡门对钱学森很是欣赏，1945年初他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提名钱学森为团员。这个团为美国空军提供了远景发展意见，钱学森在参加这个团的工作时学到从大处和远处设想科技发展问题的方法。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钱学森随空军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这一时期，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钱学森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钱学森：“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心物理图象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 1946年暑期，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也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教导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行列。同年夏季，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当局请假回国探亲，9月和蒋英结婚。蒋英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和夫人蒋左梅的第三女，生于1919年10月，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是一名女高音声乐家。 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始终心系祖国，密切关注国内局势变化，决心早日学成报效祖国。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归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但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直到1949年秋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教授职务时才辞去。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国的心情更加急迫。1950年夏，为了顺利返回祖国，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回国探亲，但临行前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拘捕，遭受无理羁留长达5年之久。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寄给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先生收到这封信后，很快就把它送到了外交部和中央领导手里。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按照周总理的授意，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钱学森离美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他可以回国。

在1950年到1955年这一段争取回国的时间里，钱学森因受到特务监视，压力很大，除了教书和做研究以外，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参加得很少，但他从未放弃学术研究。钱学森这个时期的主要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是1954年在美国发表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及开创力学工作介质物理性质的理论“物理力学”。当钱学森在回国前夕同蒋英带着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向老师告别时，冯·卡门充满感情地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钱学森后来回顾在美国的经历时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很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接到可以离境的通知后，钱学森立即去订船票。最早起航的是1955年9月17日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然而，售票处告诉他，头等舱、二等舱的船票都已卖完，只有三等舱了。钱学森归心似箭，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四张三等舱船票。钱学森一家1955年10月8日到达香港，同日过国境，回到了祖国。进入国境，钱学森一家见到了中国科学院派来接他们的朱兆祥，并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照。钱学森受到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接见并在广州参观，后经上海、杭州，最终抵达北京。

1955年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6年1月5日，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第一任所长，直至70年代后期。在钱学森倡议下，中国应用与理论力学学会在1957年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一致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以后又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讲授星际航行概论和物理力学。

1957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金一等奖，并被补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6月，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钱学森任主任委员。同年9月，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1961年在中国自动化学会成立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推举钱学森为首任理事长。

在40年代于美国试验导弹的早期日子里，钱学森就意识到导弹与日俱增的重要性，而新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为他实现这一预见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在哈尔滨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时，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见钱学森，他问钱学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说:“好!就要你这一句话。”这次谈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1956年2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作为一个刚刚回归祖国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怀着对新中国国防事业强烈的责任感，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所称的航空航天技术)。《意见书》立即引起中央的重视，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3月14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立:(1)设计机构；(2)科学机构；(3)生产机构。1956年4月13日，国务院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当时对外不公开)，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

1956年春，钱学森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言。2月1日晚，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全体委员，并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它表明了钱学森从1955年10月8日回到祖国后，已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一项新的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1959年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钱学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6年春，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制订新中国第一个远大的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由钱学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元帅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且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很快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恰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这一天也是对新中国156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的开课纪念日。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在1942年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技术训练班授课14年之后，钱学森为能在自己的国家培养我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感到无比激动。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硏究院第一任院长。从此，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直接领导下，钱学森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长期经历。1957年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1960年11月5日，在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正如聂荣臻元帅在庆祝宴会的祝酒词中所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1966年10月27日，遵照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这次史无前例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也标志着《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规定的“1963-1967年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这一任务的提前完成。对于何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钱学森说:“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干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

早在1953年，钱学森就研究了星际航行理论的可行性。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1961年6月，在钱学森、赵九章等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开始举办了持续12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聂荣臻元帅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1965年4月29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门委员会报告了邀请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及国家科委、国防工办专业局的负责同志和专家进行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重量为100公斤左右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中央专门委员会于1965年5月4日、5日召开的第12次会议和8月9日、10日召开的第13次会议，原则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以及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钱学森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1970年4月24日，重量为173公斤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同年5月1日，钱学森与参加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70年6月至1987年7月，钱学森先后担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全身心投入国防科学技术领导工作，参与组织实施我国导弹航天技术领域重大型号研制和发射试验，并开始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超前的思想。1971年3月，组织完成“实践一号”卫星发射试验，首次获得我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为我国研制应用卫星、通信卫星积累了经验。1972年至1976年，在“四人帮”干扰破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钱学森参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提出了建立导弹航天测控网概念；领导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组织启动了远洋测量船基地建设工程；指挥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长达30年的非正常状态。同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向远隔重洋的钱学森颁发“杰出校友奖”，但钱学森没有前去领奖。直到2001年，钱学森的旧友、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弗兰克·E·马勃访华，他带来了“杰出校友奖”的证书和奖章，并转交给了钱学森。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他都没有去。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钱学森先后于1980年5月、1982年10月、1984年4月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为实现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建立了卓越功勋。他潜心研究的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理论，广泛应用于军事、农业、林业乃至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敏锐把握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积极倡导信息技术研究应用和信息产业发展，为推动军队信息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至1991年，钱学森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席，1991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其间，他积极践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开创、推动面向企业的“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引导企业科技工作者把振兴中华的理想与企业发展目标和个人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蓬勃开展；积极推动科技兴农活动，倡导发展沙草产业，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送科技下乡活动，帮助农民依靠科学技术脱贫致富；倡议设立“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1994年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促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他主持成立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倡导学科交叉融合，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支持编纂出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充分发挥科协组织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高度重视科协工作的理论研究，推动理顺科协管理体制，加强科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发挥好科协组织横向联系广泛、组织网络健全的独特优势，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和普及推广、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始终不辍耕耘，科学思想活跃，驰骋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时对社会科学硏究也投入了很大精力。他深入学习和硏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诸如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

1986年至1998年，钱学森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其间曾负责全国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在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钱学森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品德”。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是全国人民支持、千万人辛勤劳动和党、国家领导的结果，我个人不过适逢其会，做了一点点事；自己想来，也很内疚，因为做得太少了。”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钱学森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曾经说过:“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艰难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正是他胸怀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给了他无穷的动力，使得他能取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钱学森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精神、德馨品高的大家风范。他为中国科技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的卓越功勋，他的非凡成就、高尚品格和科学精神将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脑海里，铭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