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琪：心灵的珍藏

父亲吴自良自1951年秋到冶金所（即今中科院微系统研究所）工作起直至逝世，在冶金所工作了近五十七年。在这一科研领域，父亲以一腔报国热忱和自己的睿智，以艰辛的努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同自己的团队一起奋斗了半个世纪，做出了自己的奉献，获得了多项荣誉。作为一名科研人员，他是如此地热爱工作和事业，而父亲晚年长期患病住院，又得到所里领导、同仁、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帮助，以至于我相信父亲若有来世，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再次要求重回冶金所工作的。

作为吴自良的晚辈，我们都是随着冶金所一起长大的。我们生于冶金所在愚园路的宿舍。从1958年至1960年，我被送进冶金所的幼儿园。这期间我每周来冶金所六天，早上进所，晚上回家。所内的每一幢楼，每一盏路灯，乃至每一棵树、每一个花坛和小径，都记忆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直至今日，只要闭上眼睛，这所有的一切都会栩栩如生地重现眼前。在1963年和1964年，我每个月都要到冶金所食堂来一次，领取科学院特别配给父亲的15斤加拿大进口的精白面粉。我当时总是提早一个小时到冶金所，可以在所内各处溜达溜达，或去操场上玩玩双杠，翻翻单杠。在夏天，我可以在大树上用面筋粘知了，而夏末秋初，则可以在草丛中捉蟋蟀。那时对于冶金所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我都很熟悉。尽管时间流逝了那么多年，我心中依旧充满了对冶金所的美好回忆和对往事的眷念之情。

我们虽然在冶金所长大，但是父亲从来都不和我们提起或谈及他在冶金所的具体工作，我们也从来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冶金所是从事哪方面的科研的。1968年11月，他被工宣队隔离审查。1969年初春他被释放回家后，我们父子俩有了我生平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我清楚地记得，在谈话前，他亲自跑到楼下厨房去煮了一壶咖啡，并放上牛奶，加上糖，倒在咖啡杯里，给我端到桌上（在我的记忆中，这也是我这一生中父亲唯一的一次为我烧煮东西）。在这次谈话中，父亲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他不是特务。外面的大字报及指责都是不实之词。他说他一生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根本无意加入任何政治组织，所谓的“特务组织”更是无稽之谈。此外，他还告诉我说：工宣队不会拿他怎么样，因为他们不知道他的科研、工作情况，并且工宣队既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来调查、了解他的科研和工作。十五岁的我当时感到很惊愕：为什么工宣队没有资格和权力去调查了解他的工作情况，却可以把他关押起来？但是我当时不明白也没有勇气去问他这个问题。

70年代我在大学时，读到许多有关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报导。许多文章提到日本人了解到吃海带可以缓和核辐射对人体的伤害，并能够提高人体对核辐射的承受力。那时我突然想起父亲可能是搞核辐射有关方面的科研的。因为在整个60年代，我们家几乎成天吃海带。那些年家中仅有的一点肉只有一种烧法，即海带烧肉。我当时猜想，如果不是为了抵消核子辐射和提高人体对核辐射的承受力，那为什么我们全家成天吃海带呢？

1999年，在父亲荣获了“两弹一星”的功勋奖章后，我再次问他在“两弹一星”中的具体科研任务和他个人的作用及职责范围。他迟疑了片刻后回答说：“你不要问了，我不可以告诉你。”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对父亲的科研工作情况，尤其是涉及原子弹的那一部分，都是从公开发表的报刊书本杂志上得来的。除此之外，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父亲生前有句座右铭，叫做“天助自助者”。他说：“你自己不努力，天都帮不了你”。从孩提时，父亲就是谆谆教诲反复强调要求我们做“自助者”。小时候，或是年纪轻时，我很难领悟到“天助自助者”的真谛。直到20多岁上了大学，似乎才逐步体会到它的涵义。记得我们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考上大学后，父亲谆谆告诫我们，不要以为我上大学了，就可以一辈子不愁吃穿了。他说，在民国时代，大学毕业和失业是同义词毕业就是失业。你一定要有真才实学，才能到社会上竞争，谋生。他说当年他在浙江杭高，有两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硕士在那儿教体育课。我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硕士至少可教杭高的英语。父亲说这两个哥大硕士不懂莎士比亚，所以没有竞争力。而杭高的英语教师都是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

父亲的这段教诲对我触动很大。它使我认识到要在社会上谋生，站稳脚，你一定要有真才实学和犀利的竞争力。一定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奋向上，全力以赴，努力工作，不敢怠慢。后来我与弟弟丹琳各怀揣50美元到海外求学谋生才算是真正弄懂了这句话的原义。这包括要乐于助人，要敢于承担责任；要冷静和正面对待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危机；要自强不息，充满自信心努力奉献。你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你所投入和贡献的反馈。几十年来，“天助自助者”这句话，一直是我人生的信条，生活的灵感，工作的鞭策。我们事业和生活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可归功于此一信条。

自孩提时起，我们做儿子的总是觉得父亲永远是忙于他自己的工作和科研。平时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具体事务，他向来不太关心，也从来不多过问。他生前一直没有问过我在美国的哪一家公司工作，具体的职责范围是什么，科研方向和课题又是在哪一方面。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关键的时刻，实际上也是尽力保护他的孩子的。1969年父亲隔离审查后释放回家，他告诉我说他不是特务，并且要我相信他。但是他又说，我如果为自己的前途和政治生命着想而需要公开宣布与他划清界线切断父子关系，他表示能够理解，也愿意接受。他同时还告诉我说，无论我做出任何决定，他都会在经济上抚养我，直至我长大成人。当时父亲为了孩子的前途考虑，为了不影响孩子以后的政治生命，他愿意牺牲家庭、骨肉、父子之情。父亲愿意承担最大的个人牺牲和承受最沉重的心灵压力来保护他的孩子。现在我自己做了父亲，每每回忆起这段四十年前的往事，更使我意识到父亲当年为保护自己的孩子时所作的努力和痛苦的选择。

要回忆父亲的轶事以及他所留下的履印自然还有很多很多，但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印象最为深刻。

父亲所恪守的人生信念，他那磊落坦荡的宽阔胸怀，以及对我们子女润物细无声出自心底的热盼，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孜孜矻矻的不懈追求探索，就像一本该珍藏在心灵的大书，让我永远印象深刻，令我永远也翻阅不完。

——节选自纪念册《“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