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艰辛 旨在浙大崛起（1936-1949）

抗战前的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1936年春，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正当他集中精力为学校的发展采取兴革措施的时候，抗战爆发，浙大被迫走上西迁之路。师生们在竺校长的带领下，转辗西迁，流亡办学，宣传抗战，坚持科学研究，使浙大在困境中崛起成为全国著名大学。

 

流亡办学

1939年2月5日，十八架敌机轰炸广西宜山，投下118枚炸弹，浙大宜山标营校舍多处被炸，122位学生的行李荡然无存。竺可桢立即组织师生自救，并迅速将学生疏散到附近乡下恢复上课。

 

公益实事

浙大师生每迁一处，就为当地民众兴办公益实事。为保护文化遗产，竺可桢派专人和校车协助浙江图书馆搬运文澜阁《四库全书》（36000余册）和其他善本共280篇，先到建德，再到龙泉，最后运抵贵阳地母洞存放。抗战胜利后运回杭州，保全了国宝。

 

文军长征

    西迁途中，浙大师生，不仅沿途兴办公益实事，还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创办《浙大日刊》，多次义演义卖(竺可桢夫人张侠魂将结婚信物也拿出来义卖)，鼓动民众，进行抗日爱国宣传，被誉为“文军长征”。

1922年竺可桢家庭照

求是校训

 

 

1938年9月，浙大西迁至广西宜山。当时学校面临重重困难。11月19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确定“求是”作为浙大校训。

竺可桢在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

 

东方剑桥

遵湄七年，是浙大的重要发展时期。教授讲授基础课程，内容丰富、形式活跃、重视实践;学术氛围浓厚——组织前沿物理理论讨论，举办各类学术活动;老师克服种种困苦，潜心科学研究，成绩卓著。

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一项项成果——如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谈家桢的“瓢虫色斑遗传变异”、贝时璋的“丰年虫细胞重建理论”、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陈建功的“三角级数及单叶函数”、苏步青的“古典微分几何”等。

竺可桢校长与部分浙江大学师生在一起合影

 

1944年10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带领代表团专程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地区年会。他听了渐大教授的学术报告，研读了全部论文，参观了实验室后，他赞扬浙江大学“是中国四所最好的大学之一”，是“东方剑桥”。

重视教育

竺可桢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他还是一位教育家。他的办学理念主要包括：大学要充分重视德育，要培养有“求是”精神的通才；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等。在他的潜心经营下，浙大由一所地方性大学成长为一所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综合性大学。

 

尊重人才

竺可桢爱惜人才，尊重人才，在担任浙大校长期间，聘请教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

他曾亲自登门求贤，三请马一浮；诚邀有才之士，如胡刚复、张其昀等；重新任用郑晓沧、苏步青、陈建功、钱琢如等原浙大名师。外聘优秀人才，如王汝昌、谭家桢等。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之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