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竺可桢年近半百,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这一时期,他推行大学教育方针、改善教学环境、健全教育制度、整顿教风、学风,确立了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把浙江大学由一个规模较小的大学,办成了蜚声中外的著名学府。抗战爆发以后,他带领全校师生在两年之内,经过四次大的迁移,跋涉五千里,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科研活动,终于在1939年底到达并定居于贵州遵义和湄潭。返杭之前艰苦创业的浙江大学,在几门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科研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曾被一些客居中国的西方学者称作东方的剑桥大学。
(抗战前的浙大校长办公室)
1949年7月,竺可桢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同年10月,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他还担任科协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气象学会理事长等许多学术界领导职务。中科院在建院初期,竺可桢全面领导了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工作。他亲自主持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竺可桢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协与教育组代表留影)
这一时期科学院的地学工作,如综合考察、自然区划、地学规划、地图集的编纂等等,基本都是在他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的。当竺可桢最后一次在河西走廊进行野外考察时,已是76岁高龄。在这些综合考察中,竺可桢特别注意对自然的保护和利用,其正确性多为日后的实践所证明。
(竺可桢在河西走廊考察水土保持工作)
竺可桢是第一位在我国高等学校讲授近代地理学的教师;他所创办的东南大学地学系,是我国最早的地理系;他所编纂的《地学通论》讲义,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地理学教科书;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自己的气象学研究机构、宣传推动各省建立了一批气象台站;他中兴了浙江大学;他积极倡导、组织和参加了中国地学、生物学、天文学、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等许多方面的工作;他热心倡导科学普及,是一位出色的科普作家。
“开发自然,改造自然,就必须了解自然”。在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看来,竺可桢还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新中国后,他去的次数最多、逗留最长的,也是西部地区。”据中科院地学部主任秦大河院士介绍,竺可桢先生不仅是我国自然资源科学考察、研究的指导者、组织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为全面了解西部地区大自然的真实面貌,他在新疆崎岖的山路上,不辞辛苦日行千里;为了认识自然生态的垂直变化,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四川雅砻江流域一日之内,从4000多米高原下降到谷底。
(竺可桢在川西勘察西线南水北调路线)
“竺可桢以大量第一手观察资料为基础,吸收融合他人科学考察所得,结合当地社会人文经济情况,借鉴古代历史和国外经验,通过综合研究,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科学论断。”秦大河举例说,在竺可桢《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开发自然,改造自然,就必须了解自然, 不然就会破坏自然而造成人民无穷的祸患”。
1963年,竺可桢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的建议书,路甬祥认为,“在当时中国强调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大环境中,竺可桢先生的这些重要思想与建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