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是建国的“总工程师”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科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我读了之后，感到格外亲切。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在新旧中国各经历了三十多年，我和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关系，也有六十多年了。这六十多年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社会主义制度是最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科技工作者只有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施展抱负、大有作为。

中国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有非常爱国、进步的传统。鸦片战争以来，大家目睹山河破碎，国家民族遭受蹂躏，心里憋着一股气，决心倾其所学，实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可是忙来忙去，到头来还是逃不脱三座大山的压迫。从此，大家寄希望于共产党，渴望早日得到解放。解放前夕，我在上海参加了党领导的半公开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做原国民党上海市长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工作，使上海在解放时工业设备未遭破坏，被捕的300名学生安然出狱。1949年上海解放，6月15日陈毅市长宴请上海知名人士时，亲切地对我说：“你对上海解放是有功劳的”，对我抚慰有加。以后每次见到我，也总是亲切关怀，教诲不倦，使我如坐春风，倍感温暖。上海解放后第五天，由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起，上海的34个科技群众团体，组成“上海科联”，推我为主席。6月30日上海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大会，我发言说：“党是建国的总工程师，我们参加建国的工程师都要永远跟总工程师走。”陈毅同志听了颇为赞赏。

1949年9月，我参加新政协会议到了北京。毛主席在接见我们新政协代表时说：“你们都是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要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9月13日，新政协会议开幕前夕，我应邀参加周总理的招待会。周总理迎面走来和我握手，和蔼地说：“是科学家，非常欢迎。”入席后，总理和我谈话，从上海的解放到旧社会反动统治下的交通情况，都谈到了。1950年秋的一次政务院会议讨论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方案，总理主持会议，邀我列席。总理对于大桥的设计施工问得很详细，会后又对我说：“你有造钱塘江大桥的经验，希望你对这座大桥多多出力。”总理对我这样信任，我感言难尽。1959年，北京市决定兴修“十大建筑”。为了集思广益，北京市政府邀请全国建筑结构专家71人，组成结构与建筑两组，分别审查大会堂的结构与建筑设计，我担任结构组组长。总理对大会堂工程非常重视，一再指示要保证安全。结构组审查设计完毕后，总理指示说：“要茅以升组长来个签名保证。”这种既严肃又信赖的态度，对我又是一次教育。

我的亲身经历充分说明，建国三十年来，科技工作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旧社会受雇佣的地位变为新社会的主人，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尽管中间也经历过曲折，但这个根本变化是无可否认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是高度信赖的，在三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中，和党患难相依、休戚与共。特别是老一代科技工作者，阅历较深，多少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懂得，在中国，不靠中国共产党，不搞社会主义，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即使在十年内乱期间，许多科技工作者受过委屈、挨过批斗，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活生生的事实，证明自己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依靠力量。

中国科协是党领导科技工作者的助手，是党同科技工作者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六中全会的《决议》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是对我们的高度信赖和支持。

科协系统贯彻中央的决议精神，要充分发挥自己组织的特点。首先我们是一个由科技工作者自愿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有广泛的群众性。它对于协助党动员组织科技队伍，挖掘潜力，充分发挥其革命主动精神是十分有利的。其次，中国科协领导上百个学会、协会、研究会，集中了科技界各方面的专家，人才荟萃，知识密集，每年要举行上万次学术活动，提出一大批科技建议。科技群众团体有长期的民主传统，学术思想活跃，容易听到不同的意见，反映真实的情况，对各级党政实现正确决策，是个很好的参谋和助手；再次，科协是跨行业跨部门的科技工作者的横向联系组织，比较机动灵活，能把各部门有关的专家组织到一块，进行综合探讨，智力协作，有利于发挥社会化的优点，克服地区、部门分割的弱点，弥补行政系统之不足。这样的组织，对党领导科学技术当然是很有利的。

目前，我们国家各级党委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领导正在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团体也愈来愈重视，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恕我直言，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认识还很不够，甚至认为科技群众团体可有可无。他们说，十多年来，没这个组织，不照样过去了吗？科技群众团体开展活动，总要有几个专职干部，花一点经费，应该说，这个开支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是直到现在，有的地方，渠道还打不通。演员演戏，要有个舞台；运动员打球，要有个球场；教员教课，要有个教室，可是有的地方科技工作者组织学术交流，开展科普宣传，办教育，搞讲座，连一个起码的活动场所还没有。各地方科协，每年都做了不少的工作，仅上海市科协组织专家为宝钢咨询，一次就节省3000万元。我想，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条件下，适当调剂解决这些最必需解决的问题是应该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

    （载《人民日报》1981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