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魂浇筑大国重器

 我叫彭勃，是FAST工程副经理。我和南仁东老师都是王绶琯老院士的学生，又因FAST成了22年的工作搭档。

 今年9月15日，我正在机场转机。同事告诉我，南老师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机场的大厅，心里空荡荡的。我不敢相信，与我并肩奋斗了20多年的“老南”，我那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同甘共苦的好战友、亲密无间的好兄长，就这样离我而去。

 FAST直径500米，足足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整个工程分成五大系统，每项工作都是千头万绪。FAST各大系统都安排了总工程师。南老师作为首席科学家，本不必什么事都亲自把关。可实际上，我们设计的每一张图纸，他都详细地审核过，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指导意见。

 南老师曾说：“如果FAST有一点瑕疵，我怎么对得起国家投资这么多钱？怎么对得起贵州政府的支持？又怎么对得起跟我们干了几十年的团队？”

 20多年为FAST奔忙的日日夜夜，南老师始终保持着为国家打磨好一座大望远镜的初心。

 熟悉南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有个性、有棱角，更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2010年，FAST经历了一场近乎灾难性的风险，那就是索网的疲劳问题。

 FAST是由4000多块镜片、精密拼接成的一个整体反射面。控制镜片的，就是兜在镜面下方的钢索网。为此，我们设计了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与一般索网不同，FAST的这个“大网兜”，不但需要承受1600吨的重量，还需要像弹簧一样来回伸缩，带动镜片灵活移动，精确地追踪天体。

 这样一来，无论是抗拉强度，还是使用寿命，FAST所需要的钢索，都远远超出了国家工业标准。我们从不同厂家购买了十几种钢索，但没有一种能满足望远镜的需求；我们查遍了国内外相关论文资料，就算是最好的实验数据，也只能达到我们要求的百分之五十……

 然而，台址开挖已经开始，如果钢索做不出来，整个工程就要全面搁浅！

 那段时间，南老师整晚睡不着觉，每天都在念叨着钢索、钢索。在辗转反侧中，南老师意识到，超越性的技术是等不来的，更是买不来的。他毅然决定：没有现成的，我们就自己搞！

 一场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开始了。南老师带着我们绞尽脑汁地设计方案，咨询了国内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亲自上阵、日夜奋战，天天与技术人员沟通，想方设法在工艺、材料等方面寻找出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泡在车间。

 失败了，重来，又失败了，再重来……700多天难熬的日子，经历了近百次失败后，在南老师主导下，我们改进了钢索的制作工艺，成功通过了抗疲劳实验，终于研制出了满足FAST工程要求的钢索！

 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索，让FAST有了坚固又灵活的“骨架”。

 对于“中国天眼”，南老师爱得那么深沉，爱得那么专注，爱得那么痴迷。

 还记得在FAST概念酝酿期，我们提出了一种“主动变形反射面”的技术。能让不会动的望远镜动起来，让FAST更加灵活地观察宇宙。我把关于这项技术方案的四院士推荐信拿给南老师看，他说：“彭勃啊，你给我找了一个‘大麻烦’，把我逼得毫无退路了。”

 后来，我才理解南老师那种矛盾又复杂的心情。当时，FAST已经设计了许多新技术，还要在8个鸟巢那么大的洼坑里，铺满这样精巧的镜片，每一片都要能动，难度之大，风险之高，可见一斑。但为了把FAST建成世界最好的望远镜，南老师还是承担下了这个“大麻烦”，并使这个“大麻烦”成了FAST三大创新之一。

 22年前，南老师和我们一起惹的这个“大麻烦”，成了FAST工程的核心技术，也让FAST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地标；

 22年来，他从壮年走到暮年，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一个国家的骄傲；

 22年后，“中国天眼”已敏锐地捕捉到了9颗新的脉冲星，实现了中国望远镜“零”的突破。

 这段时间，我经常想起南老师。我给自己的微信起了一个昵称叫作Trouble Maker——惹麻烦的人。我想用这个名字纪念南老师，也激励自己，像南老师那样，踏过平庸，追求卓越，引领国际射电天文新时代。